作者 倪红福 闫冰倩 吴立元

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6期，原标题为《生产链长度与PPI—CPI分化——基于全球投入产出价格模型的分析》。

生产率、国际能源价格等冲击沿着产业链传导到PPI和CPI。近年来，中国CPI与PPI两大通胀指标分化 甚至反向变化。2008年之前，中国PPI和CPI价格指数的变动相当一致，即PPI与CPI的传导比较顺畅。但2008年之后，两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联动性降低。保持CPI与PPI的相对稳定并把两者的变化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范围内，是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当CPI与PPI同步变化时，如果物价水平上涨过快，则央行可以通过适度紧缩政策使PPI与CPI同步回落；如果物价水平出现下跌，则央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使PPI与CPI稳步回升。但是当PPI和CPI的分化成为常态后，这就为常规的货币政策带来了困境。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贸易成本降低，全球生产分割长度变长，尤其是中国生产分割长度出现大幅增长。全球生产网络分工体系的形成，必将影响国外价格波动对中国价格的影响机制变化，进而对PPI和CPI产生系统性影响。因此，考察生产链长度与PPI—CPI分化的逻辑关系有助于深入认识当前PPI—CPI分化的原因，为相关货币政策的调整提供依据。

倪红福，闫冰倩，吴立元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6期的论文《生产链长度与PPI—CPI分化——基于全球投入产出价格模型的分析》通过构建全球投入产出价格模型，从理论上探讨生产链长度对CPI和PPI分化的影响大小，进一步利用中国实际CPI和PPI数据，实证检验了生产链长度对CPI和PPI联动性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

（1）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中国PPI的影响大于对CPI的影响。世界所有国家能源价格外生上涨10%，导致中国各种价格指数的上涨幅度的大小顺序为：PPI>核心PPI>总最终需求CPI>核心总最终需求CPI>居民消费CPI>核心居民消费CPI。由此可见，外生能源价格冲击通过复杂生产网络联系放大了对PPI的影响，而对CPI的影响则相对较小。考虑到核心价格指数变化非常接近于对应的价格指数变化，在后文的分析中除特别说明外，不再对核心价格指数的变化进行单独强调和说明。对于此类PPI和CPI分化，财政货币政策应着重关注受能源价格冲击最大的行业，从而精准施策降低PPI的上涨以及经济整体的价格上涨。

（2）世界各国能源价格变化对中国PPI和总最终需求CPI影响存在异质性。澳大利亚、俄罗斯能源价格波动对中国PPI的影响最大，而美国和日本的能源价格变化对中国CPI的影响较大。中国、俄罗斯、德国、美国、西班牙、挪威和韩国的能源价格变化对其他国家的核心PPI影响最大，各国核心PPI平均上涨超过0.04%，由于核心PPI的行业部门为不包括能源和食品价格的PPI，一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越高、其供应商品（非能源和食品类）为世界提供的中间品越多，与其他国家的生产联系越紧密，对其他国家的产品成本产生较大影响，则对其他各国的核心PPI影响越大。这类国家的价格上涨可作为国内PPI变化的预警先行指标，以对国内PPI大幅变化及时应对研判。

（3）不论是PPI还是CPI，根据单国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得到的中国价格指数影响均比根据全球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得到的结果偏高，但运用全球投入产出模型计算的CPI与PPI变化幅度之差要大于运用单国投入产出模型计算的结果，这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生产链变长，尤其是国际生产链变长导致CPI和PPI分化的观点。跨国面板数据实证也表明：生产链长度变长减弱了世界各国CPI-PPI的联动性，即生产链变长加剧了PPI-CPI的分化。

（4）能源价格波动对中国价格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解分析结果表明：①在中国能源价格变化对本国价格指数的影响机制中，直接和间接中间投入影响机制基本相等。②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加拿大能源价格波动对中国价格指数的影响机制中，直接中间投入影响要大于间接中间投入的影响水平。由于这些国家是中国的主要能源供给国，其能源价格变化会更多地通过直接中间投入影响到中国的价格水平。③韩国、美国和日本的能源价格变化对中国价格指数的影响机制中，间接中间投入为主要渠道。尽管这些国家不是中国主要的能源中间投入来源国，但这些国家是中国产业链上主要贸易伙伴，是其他中间投入品的主要来源国，因此这类国家能源部门通过影响本国价格水平而间接对中国部门价格产生影响。与此不同，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的能源价格变化对中国价格指数的影响机制中，复杂生产网络为主要影响渠道，即这类国家的能源价格变化会更多地通过为第三方国家提供中间投入而形成复杂的生产网络结构再影响到中国的价格水平。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可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反思通货膨胀目标选择的可行性。央行的重要目标之一便是稳定通胀，但PPI与CPI的分化给央行通胀目标的选择造成了困难。当PPI下降（上升）而CPI上升（下降）时，经济到底面临通胀还是通缩压力难以判断，央行到底要稳定PPI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是稳定CPI而采取稳健甚至紧缩的货币政策，成为一个两难问题。现有文献大多发现，央行应该盯住PPI与CPI的加权通胀（彭红枫和肖祖沔，2017；侯成琪等，2018）。根据经典的新凯恩斯货币理论，央行需要稳定通胀的原因在于通胀会带来效率损失。这是因为，自由价格水平下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的。但是在现实经济中，普遍存在价格粘性，企业通常不能自由调价，而且调整价格是有成本的。因此，通胀会带来效率损失，货币政策应尽可能通过稳定总需求来减少企业调价的需要，保持价格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上下游通胀均会带来效率损失，因此央行应该兼顾PPI与CPI的稳定。对于两者的权重，一个较为简单的指导原则便是考虑上下游价格粘性的相对大小与产业链长度。中间品的价格粘性越大，对PPI的权重也应相应增大；同时，产业链分工越细，链条越长，对PPI的权重也应越大。

（2）中国应积极调整价格指数体系并编制产业链价格指数。为了更好地将PPI纳入通胀目标体系，可以对PPI的统计体系做出调整。第一，加强基于产业链PPI统计。我国当前对于PPI的统计更多是基于工业门类与行业，可进一步细化对生产环节的划分，以适应产业链延长这一现实。例如，美国编制了基于四阶段中间品需求的PPI。日本央行的研究统计部也采用这一统计体系重新计算了日本的PPI（Inoue等，2021）。具体的编制思路为，测算每个行业产值中卖给最终需求的比重；采取一定的标准，按照比重大小将所有行业划分为四个生产阶段；基于投入产出表计算每个生产阶段的权重；通过加权平均计算出中间需求PPI。这一基于产业链生产阶段与投入产出表的PPI编制方法能更好地反映各产业链环节的真实权重，更好地反映产业链延长带来的影响，可以借鉴这些方法改进我国的PPI统计。第二，编制和完善服务业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包括基于最终需求的价格指数。随着需求结构的转型，服务业越来越重要，同时随着产业链的复杂化，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将服务业纳入PPI能够更好地反映生产者价格的变动。可以借鉴日本与美国的经验，例如，日本编制了服务生产者价格指数，美国转向基于最终需求与中间需求的PPI统计体系，将服务业全面纳入PPI的统计。

（3）本文基于全球投入产出价格模型的模拟分析也存在方法上的固有缺点，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如构建开放经济的多部门多区域一般均衡模型来探讨国际价格波动对CPI和PPI的影响；扩展考虑引入关税，境内其他税收(如增值税），以研究关税和国内税的相互作用机制。

论文数据公开情况：

推文主编：覃毅

《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科学综合评价AMI顶级期刊（2022），连续11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2）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