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合盛硅业（603260.SH）原总经理方红承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一案在平湖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预计审理时间为5天。由于事涉上市公司与原总经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各自通过渠道不断发声，合盛硅业又是当地知名企业，这场庭审备受各界关注。

但由于在案件管辖权上存在争议，法院审理进行地很不顺利，一度暂停。发稿前，方红承家属告诉，2月2日上午，该案将继续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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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一波三折

1月29日，也即庭审首日，前往审判庭现场旁听。当天，就庭前会议报告中的管辖权问题，方红承发表了数小时的意见，其间一度情绪崩溃。

平湖市人民法院

1月30日，庭审继续进行。了解到，当日上午，方红承当庭审暂时取消，恢复时间待定。

平湖市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门口

方红承是合盛硅业原总经理，2018年12月从上市公司离职。此后，方红承与合盛硅业董事长罗立国之间产生股权转让纠纷，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2022年，合盛硅业公告，公司经自查发现，方红承存在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违法行为，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当年6月，方红承被监视居住，5个月后，公安机关侦查终结，方红承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一年多后，平湖市人民法院通知合盛硅业，方红承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一案将于2023年11月13日开庭审理，不过，由于庭前会议时间超出预期，正式庭审时间又推迟至今年1月29日。与此同时，方红承家属通过多个渠道对合盛硅业及罗立国进行了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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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权异议

从庭审的情况看，尚未进入到案情分析阶段，方红承一方目前主要是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异议。

管辖问题是各类诉讼中首要的议题，它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社会的公共利益、司法公正以及程序正义等方面密切相关。广州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张泽涛告诉，由享有管辖权的公安、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是决定一个案件能否公正处理的前提条件，也是能否使当事人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的关键要素。

目前方红承的案子并不是股权类的民事纠纷，而是“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以刑事案件立案侦察的。了解到，与民事诉讼等不同的是，我国刑事诉讼的管辖异议在立

如何提出管辖权异议没有明确的规定，一般认为，刑事案件被告人是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但是在案件上诉时，被告人或其刑事辩护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管辖权有关的建议，由上级法院决定是否采纳。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的申请并不是特别常见，只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例如案件涉及多个地区的刑事犯罪行为，或者当事人认为本地法院不能独立、公正地审理案件时，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付建称。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案件的管辖通常分为级别管辖、地域管辖和指定管辖。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又分别对管辖作出了详细规定。”张雪峰对说，“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在侦、诉、审三阶段中关于管辖异议的提出，在程序辩护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已经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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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2%的刑案管辖异议受支持

2023年以来，外界一直盛传证券行业降薪，券商人均薪酬和高管薪酬等指标也随之成为行业关注重点。随着年报的披露，此前热传的“券商降薪”得到验证。

对此，张泽涛向指出：“对于管辖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赋予被追诉人提出管辖异议的权利，不过，202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8条第1款、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制度（试行）》第10条、第11条规定了，庭前会议中可以就是否存在管辖权提出异议，若提出异议的，由法院审查决定。”

法院审判委员会第0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该司法解释第十九条，对于管辖异议作出了简要规定——“管辖权发生争议的，应当在审理期限内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争议的人民法院分别层报共同的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最高院适用刑诉法解释》第228条也规定：庭前会议可以就部分事项向控辩双方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其中之一即是否对案件管辖有异议。

以此来看，对于当事人来说，庭前会议是其少有的能提出管辖异议的环节。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的确可以提出异议，但法院仅限于“听取意见”，而如何处理管辖权异议，并无明确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并非所有刑案都会有庭前会议环节。

对此，张泽涛曾撰文指出，立法以及司法解释中没有赋予被监察对象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权，势必会降低《庭前会议规程》和《最高院适用刑诉法解释》中关于庭前会议审查管辖异议条款的强制性与执行力，这是导致实践中辩护方的管辖异议被虚置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管辖异议权是一种‘事实上’的权利。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国刑事诉讼规范从未明确被追诉人享有该种权利，但是，审判实践中被告人提出管辖异议又非常普遍。”张泽涛在一篇文中引用了上述观点。他告诉，北大法宝案例库的数据显示，大概只有2%左右的案件中法院认可了被告人提出的管辖异议申请。

“这些案件中往往是级别管辖错误，如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却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受案法院的原领导或者同事成为被告人的；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法院审理时，被告人提出其经常居住地在其他地方的等等。”张泽涛说。

回到方红承的案件，在1月29日首日开庭后，审判长朗读了庭前会议报告，当事双方有多个问题未达成一致，首先便是管辖权问题，法院方面的结论是，“辩护人提出本案受到领导干扰，应由嘉兴以外的司法机关管辖。公诉机关认为平湖系犯罪地，具有管辖权。合议庭认为，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干涉，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不存在不宜管辖的情况。”

对于这一结论，方红承并不认可，案件的审判也因此停滞。

在付建看来，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刑事案件管辖权异议的具体明确规定，司法界确实也有将刑事案件管辖权异议进行规定的呼声，“刑事案件事关国家和社会法益，也需要公检法机关的联通配合，因此管辖权异议制度确实可能会加大刑事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判决的工作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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